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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极为独特，这也造就了其经济模式的独特性。与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依赖水草而生、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形态不同，也与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有所不同，高句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将农业、渔猎和畜牧业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更为特别的是，这种经济模式还包括了手工业和冶铁业的繁荣。
高句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发展历史悠久。高句丽的先民高夷从远古时期起就已开始耕作，他们的农业活动最初使用石器工具。如今，吉林省集安、通化等地出土的大量石镐、石斧、石刀、石铲等工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石器的存在标志着高句丽从旧石器时代逐步迈向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生活。进入铁器时代后，铁制农具开始在高句丽广泛使用，并得到推广。高句丽的铁器制造技术深受中原燕国影响，尤其在战国时期，铁器的应用逐渐渗透到农业领域。到了两汉时期，中原铁器的造型和锻造技术对高句丽的农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农耕生产的提升。铁制农具如铁斧、铁镢、铁锹等，不仅让砍伐树木、开垦林地变得更加高效，还提高了土地的耕作深度，增加了农作物的收获量。铁镰的使用，提升了收割速度，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
展开剩余74%然而，在高句丽的早期，农业并不发达。因为高句丽最初的聚居地多位于吉林省浑江流域的多山地带，那时的土地不适宜耕作，农业生产相当困难。历史文献中记载，高句丽的先民因地形限制，尽管勤劳耕作，但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有限，许多百姓生活困苦。尤其是在高句丽尚未占领辽东地区之前，这种“少田业”的局面尤为严重。直到高句丽占领辽东，得到了更多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并引进了中原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农业才得到了飞速发展。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农业迎来了大幅度进步，这一转变不仅依赖于铁器农具的引入，还得益于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大力推动。公元583年，高句丽的平原王发布了著名的劝农诏令，号召全国加强农业生产，这为高句丽的农业繁荣奠定了基础。高句丽的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黄豆等，还开展了麻和蚕桑业的生产，农业的发展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辽东地区的粮食储备非常充足，足以支撑庞大的人口需求。
进入高句丽国的中后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阶段，社会生产力飞跃，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度节省，奢侈消费逐渐成为常态。高句丽的税制虽仍以谷物和布料为主，但百姓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家家户户都能拥有自己的小仓库。农业的繁荣一方面得益于铁器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源于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如禁止滥杀牲畜，保护牛马等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与中原王朝的和平相处，也为高句丽创造了稳定的内外环境，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持续发展。
高句丽的畜牧业和渔猎业同样也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早期，高句丽的农业尚未完善，渔猎业和畜牧业成为生活必需品。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为高句丽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存繁殖的良好环境，虽然早期的农业生产较为贫乏，但渔猎业成为了补充粮食的重要途径。高句丽人饲养的家畜种类繁多，马、牛、猪、狗、甚至猎鹰等动物都成为高句丽经济的一部分，尤其是马的养殖，成为其经济的重要支柱。高句丽的马有两种，其中“果下马”体型较小，适合攀爬山地，而另一种则体型高大，速度迅猛。高句丽的马匹不仅为日常运输提供保障，还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439年，高句丽便向晋安帝进贡了800匹马，显示了其马匹的繁荣发展。
高句丽的渔猎业不仅仅限于陆地上的狩猎，也逐渐扩展到海洋，渔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据史料记载，高句丽的渔业已经具备捕鲸的能力，这一壮举表明高句丽在海洋捕捞上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猎人们使用弓箭、长矛等工具，配合猎犬和猎鹰来捕猎猛兽如虎、黑熊等，甚至在灾荒时期，渔业成为百姓生存的依赖。
随着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高句丽的手工业也逐渐繁荣。高句丽的冶炼业尤其突出，得益于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中原冶铁技术的引入，高句丽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冶铁业成为手工业中的核心产业。冶铁业不仅推动了农业和日常生活的工具制造，还对军事装备和建筑设施的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铁制农具、日常用具、武器和建筑工具等，都广泛应用铁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除了冶铁业，高句丽的陶器制造、金属加工、造船、纺织等产业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陶器工艺。在中原的技术影响下，高句丽的陶器制造逐步向轮制过渡，陶器的质量和工艺得到了大幅提高。高句丽的建筑业、造船业、纺织业等也因经济的提升而逐步壮大，贵族的奢华生活促进了豪华宫殿的建设，而平民的建筑则结合了山地和天然材料的优势，体现了高句丽人民智慧的结晶。
总之，高句丽的经济模式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和技术背景，通过不断引进中原的先进技术，并结合本民族的特色，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渔猎与畜牧为辅，手工业为支撑的繁荣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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