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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轻易取得成功，连一代枭雄曹操也不例外。在他人生跌入谷底，甚至萌生了危险念头之时，是好友鲍信用真诚的话语为他指明方向，拨开迷雾，帮助他重拾信心。
189年十二月，曹操联合太守张邈，在陈留郡率先举起了义兵的旗帜（《三国志·张邈传》）。然而，在当时只有济北国的鲍信响应了这场起义（裴注《三国志·鲍勋传》引《魏书》）。不久之后，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了一份三公的奏章，借机号召关东诸侯联手讨伐董卓，传檄各州郡。冀州牧韩馥收到檄文后，在手下的劝说下改变了立场，解除对勃海太守袁绍的监视（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英雄记》）。
进入190年，袁绍正式起兵，西进司隶河内郡（《三国志·袁绍传》）。陈留太守张邈召集诸侯在陈留郡酸枣县（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西南）举行盟会，推举袁绍为盟主。当时也在酸枣参会的曹操，被袁绍封为奋武将军。然而，由于惧怕董卓军的强悍，袁绍与由兖州诸侯组成的酸枣联军，谁都不敢先行发动进攻，大家互相观望，局势一时僵持。
展开剩余86%于是曹操主动请缨，率领麾下五千兵马，准备向西进驻司隶河南尹成皋县（今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汜水镇西北的成皋故城）（《三国志·武帝纪》）。成皋又名虎牢，虎牢关就位于其境内，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且距当时的帝都洛阳十分接近。鲍信被袁绍封为破虏将军，经过与曹操在酸枣期间的相处，认定曹操是一位能够“拨乱反正”的英雄，两人结为深厚友谊（裴注《三国志·鲍勋传》引《魏书》）。
鲍信和弟弟鲍韬率兵相随，张邈派出与曹操关系密切的中间人卫兹分兵协助，曹操统领这两万兵马（《魏鼓吹曲十二曲》之《战荥阳》）向西推进。却未料在荥阳县汴水边，遭遇了前来攻打酸枣的徐荣军。双方列阵对峙，曹军阵形尚未稳固，徐荣军便突然撤退。曹军因惊喜而放松警惕，全军追击，却中了徐荣事先设下的伏击，伤亡惨重，尸体堆满沟壑（《战荥阳》）。鲍韬和卫兹阵亡，鲍信负伤，曹操身中箭矢，多亏曹洪舍马相救才幸免于难，狼狈逃回故乡谯县（《三国志·曹洪传》）。
徐荣见联军虽少但极为顽强，判断酸枣难以攻克，于是退兵返回洛阳。曹操在老家重新集结残兵败将，回到酸枣，眼见诸侯们虽拥兵十余万，却每日沉溺于宴乐，毫无进军之意。曹操严词责备他们不思进取，提出具体进军方案，然而张邈等人依旧无动于衷，保持原状（《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因兵力不足，无法有所作为，只得带着夏侯惇等残兵败将，离开酸枣，转赴扬州一带招募兵马。
起初在陈留起兵时，曹操得益于卫兹的支持，并能回故乡“散家财”募兵。而此时谯县家族已人心涣散（《三国志·曹休传》），父亲曹嵩携家眷逃往徐州避难，曹操仅有手下零星残兵，彻底沦为“穷光蛋”，不复当年的富二代、官二代身份。兵源匮乏，招兵难成，只能寄希望于寻觅愿意投资的金主。
幸亏曹洪的伯父曹鼎，亦即曹休的祖父（裴注《三国志·曹休传》引《魏书》），曾任尚书令，曾让曹洪出任江夏郡蕲春县令（邻近扬州）。（裴注《三国志·曹洪传》引《魏书》）当时黄穰领导的起义军长期活跃于扬州庐江、荆州江夏一带，庐江太守陆康（陆逊的堂孙）成功镇压了这场叛乱（《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大概在这场镇压行动中，曹洪与扬州刺史陈温结识，关系相当不错。
陈温素来与曹洪友善，曹洪将家兵千余人交由陈温募兵，结果在庐江招募了两千甲士，随后东至丹阳又得数千兵，与曹操在龙亢会合（《三国志·曹洪传》）。从这些数字可见，曹操此次募兵总数不过四千人左右（《三国志·武帝纪》），而其中绝大部分兵力是曹洪通过陈温和周昕变相“赠送”的，显然曹操与夏侯惇一干人等已无力自行招募，经济极度拮据。
尤其是曹洪从丹阳招来的兵源，素质上乘，被视为优质兵员。后来曹洪带着这批兵回到豫州沛国龙亢县，与曹操会合，使得曹操兵力恢复到最初起兵时的水平，约五千多人。然而，霉运不止，正当曹操安心时，一天深夜月黑风高，他的帐篷突遭纵火。原来部分新招兵员哗变，曹操亲自拔剑斩杀数十叛兵，夏侯惇等人奋力开辟逃生通道，最终仅带五百余人逃出营地（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
这一夜，曹操的军势瞬间跌至冰点，甚至比征兵之前更加凄惨。哗变的原因，大抵是曹操穷困导致的伙食难以保障，兵员心生不满，拒绝为一个生活困顿的外乡人效命，纷纷逃散。曹操只得带着这五百余人向北返回，绕过故乡谯县，沿途召回一些逃散的残兵，总兵力回升至千人左右（《三国志·武帝纪》）。
中平末年（189年），建平县长刘勋与曹操有旧交（裴注《三国志·司马芝》引《魏略》）。或许刘勋协助曹操召回逃兵、提供兵员，甚至解决军粮问题。因此刘勋后来投靠曹操，曹操对他颇为厚待。虽出征千里却仅得千余兵，曹操的募兵之路颇为艰难。
回到酸枣后，曹操专程征兵失败，不免遭人耻笑，地位也未见提升。诸侯们依旧沉迷于酒宴，毫无建树，令曹操忍无可忍，遂转往河内投靠袁绍（《三国志·武帝纪》）。这次征兵行动中，乐进很可能也被派回东郡募兵。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人，因胆识勇烈被曹操重用，曾任军假司马、陷陈都尉（《三国志·乐进传》），并参加过对吕布的濮阳之战，但具体时间尚不明确。
191年春，因小皇帝被董卓控制，袁绍、韩馥有意立幽州太傅刘虞为帝。曹操反对此举，对袁绍表示：“你们尊北方刘虞为帝，我仍然效忠西边的小皇帝。”（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载曹操《答袁绍》）身处屋檐下，他虽不认同袁绍的举措，却无力阻止，只得无奈接受。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刘虞称帝，而非袁绍的野心。袁绍甚至曾向袁术提起此事，袁术在回信中强烈反对（裴注《三国志·袁术传》引《吴书》）。
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话语权和底气。有一次，袁绍得一玉印，当众将其挂于手肘试戴，虽引众人笑谈，曹操心中极为反感（《三国志·武帝纪》）。《晋书·张寔传》中亦批评袁绍此举是僭越之举。曹操与袁绍的矛盾逐渐加深，心中萌生了离开袁绍的念头。
一次谈话不欢，曹操大笑说道：“我不再听命于你了。”袁绍派人劝说：“袁公现在势力雄厚，兵强马壮，两个成年儿子坐镇，天下英雄谁可敌？”言外之意是，如果曹操离开袁绍，将难以找到更强有力的依靠。曹操默然不语，心里却愈发认为袁绍若称霸天下，必将祸乱朝局，于是萌生诛杀袁绍的念头（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
虽然与鲍信分隔两地，曹操与他仍保持书信往来。鲍信得知曹操想杀袁绍的计划，深觉危险，真诚劝谏：“董卓专权颠覆王室，诸侯起兵反抗，天下响应，皆因大义所在。如今盟主袁绍以权谋私，终将暴露野心，成为下一个董卓。若贸然对抗他，实力不济，只会白送性命。劝你先到黄河南岸，静观其变。”（裴注《三国志·鲍勋传》引《魏书》）这封信显示，曹操对鲍信吐露了心中私密，鲍信则真心为他把关，给出切实建议。他们的友谊非同寻常。
曹操采纳鲍信建议，以协助袁绍讨伐邺城西南黑山军为由，将军队驻扎于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那里曾是曹操任县令的故地（《三国志·武帝纪》），由此逐渐在黄河以南的兖州崛起。
朋友的价值，不在于相识多久，而在于关键时刻是否真心相助。若非鲍信的真挚开导，曹操恐早已沦为袁绍刀下亡魂，只能作为首义兵败、兵变流离的失败者，默默留名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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